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并非第一个参与扶贫的人，却很可能是当下这批“扶贫大军”中，第一个招收农民学员并亲自授课的院士。
不少人听后第一反应是诧异：院士还能比农民更懂得种地？或者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要院士来教怎么种地吗？
这位“农民院士”却说：“做院士也好，做教授也好，归根结底我就是一个农民，会种庄稼的农民。”
少讲些道理给人听，多拿些成果给人看
澜沧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这里夏天“隔天就下雨”，人均耕地近6亩，无论是热量、水源、降雨，还是土地条件，都堪称“优越”，以至于朱有勇感慨“以这样的自然资源，这里本不该穷！”
但另一个情况是，当地不少农民长期靠天吃饭，只种了少量的玉米、水稻和甘蔗，冬天基本撂荒，全县49.7万人口中还有13.93万人没有脱贫。
朱有勇来了，而且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一起来，手里还拎着两样东西——一样是“能转化到土地里”的科研成果，另一样是文化和技能。
当朱有勇第一次把“冬季能种马铃薯”的消息，带到澜沧县竹塘乡蒿枝坝村时，村民都摇头：“冬季种洋芋？不敢相信！”
朱有勇选择用事实说话，他发起了100亩冬季马铃薯示范种植项目。按照他的规划，冬季马铃薯在十一二月播种，翌年三四月收获，有了这个时间差，澜沧县就可以成为全国最早上市的鲜薯产区之一，不愁没销路。
“这一仗”下来，可以用三个数字来总结：亩产达到3吨，地头的收购价一公斤3元，平均每亩收入9000元。其直接结果是，十几户农民脱了贫。
“农民院士”的名声，算是传开了。
2017年冬天还没到，已经有村民排着队，嚷着要加入示范种植项目。
过去一年多来，朱有勇先后14次到蒿枝坝村，大半时间是在村里度过的。在村里，朱有勇和农民“谈天说地”，教授种植方法的村民活动室，如今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科技小院”。
“我们的成果来源于农民，也要回馈给农民”
当然，朱有勇并不是一个人做这些事，他把自己的科研团队带进了“扶贫大军”。
四年前，当年轻的女博士魏薇跟着导师朱有勇奔波五六个小时，放下行李直奔田间地头时，她有些困惑：“怎么刚开始博士生涯，就先整起了土地？”
朱有勇不仅懂农民，也懂身边这些科研人员：“他们还年轻，如果来扶贫，只是讲奉献，对他们的科研工作和未来前景没有帮助，谁有动力来呢？”
在澜沧县，有一种名为“三七”的中药材品种。然而，种三七有个难题，即种完一茬后，十几年都不能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种植三七，农业上称这种现象为“连作障碍”。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不停地探索解决“连作障碍”的方法，但收效甚微。如今，朱有勇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攻克了三七育苗“连作障碍”的最后难关。
“解决了这些问题，于科研人员是巨大的科研产出，对农民也是巨大的经济收益，何乐而不为？”朱有勇说。
事实上，他自己的“成名之作”也来自土地。
有一次，朱有勇出差，途经云南省石屏县境内，路边田野里的奇异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些稻田出现了“稻瘟病”，而另一些间栽了高矮不同两种水稻的田里，患“稻瘟病”的现象则很轻微。
“这其中的门道，是否跟农民有意无意栽两种不同水稻有关？”朱有勇开始了试验，在试验田分小区，按照不同的间栽方式、间栽组合进行种植。这种看似古朴的种植方法，却有着重大的科研价值。
2000年，朱有勇团队的成果《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稻瘟病研究》，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在国际知名期刊《自然》杂志发表，这项成果被评为2000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之首。
朱有勇说：“我们的成果来源于农民，也要回馈给农民。”为了让农民搞明白，他专门编了12字的顺口溜：天拉长、地拉宽、站好队、换好位。也就是说，要改变播种节令，打破传统的农业结构；以前都是散种，现在排好队，科学地排列行距和株距；今年这里种这样，明年就种另外一种作物，利用植物间的相克相生减少病害，达到稳产、优产、高产目标。
“能帮农民兄弟解决问题，还能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叫幸福”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导班”的招生现场，朱有勇总会向面试的农民提一个问题：会唱拉祜族的歌曲吗？如果对方回答“不会”，朱有勇则建议他“回去学一学”。
这在朱有勇看来很重要，“我不是教书呆子，”他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农民想要什么，大家一起搞生产，自然要快快乐乐地搞！”
当被问及怎么看“农民教授”这一称号时，他说：“做教授还能跟农民结合起来，解决农业上的问题，还能跟我们农民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跟农民一起抽烟筒，我觉得这是挺幸福的事情。”
刚开始，村民对这位来自大学的院士敬而远之，如今，见了他就亲近地叫“朱院士”，说他是一个农田里的庄稼好手。
今年夏天，云南农业大学科技处处长杨生超跟着朱有勇来村里调研，他亲眼见证了晚餐后村民拉着朱有勇，不愿他走的情景：三两个村民拉着朱有勇的手，几十个村民跟在后面，有的手里还端着酒，一起唱着当地的民族歌曲《实在舍不得》——“你留下那情像火塘燃烧着，还有好多酒没喝，最怕就是要分开，要多难过有多难过……”
杨生超把这个情景拍了下来，视频至今还存在他的手机里。有时，他会翻出来看看，提醒自己：“一位科学家，做到这个份上，也是值了！”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