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家人
家书能体现家风，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见过邓小平的家书，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邓小平的“家书”，看看邓小平到底写了些啥。
与父母：扔了两个反封建的“炸弹”
1920年7月，16岁的邓小平怀抱“工业救国”的理想，离开了家乡广安，赴法勤工俭学。初到法国，邓小平频繁与家人通信，讲述自己学习、生活情况。后来，邓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编辑《赤光》杂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还把《赤光》寄回家，将革命的火种传播给家人。
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深入，邓小平的思想发生变化。据他的弟弟邓垦说，后来邓小平给家里写过一封长信，扔下了两个“炸弹”：一是要求退婚，二是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据邓小平回忆：自己一岁时候，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后，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收到信后，邓小平再次回信，执意退婚，家里只好默认。后来邓小平的娃娃亲对象唐氏由邓小平的父母做主，以邓家女儿的身份出嫁了。
1925年底，由于邓小平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法国警方追捕而辗转奔走，就无法与家人联系了，及至莫斯科，与家里“简直没有通信了”。1927年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几次与叛徒、国民党追捕队擦肩而过，邓小平养成了把事情记在脑子里、不随便留下字条的习惯。
与妻子：“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
1939年，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与卓琳结了婚。这对新人无法厮守，常常是邓小平在129师师部，卓琳在八路军总部，只有邓小平偶尔回来开会才能见上一面。邓小平沉默寡言，快言快语的卓琳很不适应，就提出想让邓小平给她写写信，说说每天做了什么。务实的邓小平说：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每月寄给你一份吧。卓琳一听，写信的事只好作罢。
2014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时，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新建的邓小平缅怀馆公开展出了邓小平写给卓琳的一张字条，是一封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书”：
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这是1976年6月，邓小平移住在东交民巷时给在301医院住院的卓琳写的一张小纸条。当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并撤销了一切职务，转移到东交民巷17号的老宅子里，这既是政治处理，也是保护措施。
原本卓琳也被带来住在一起，但她眼病复发，十分严重，无奈之下住进了301医院。6月份，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一个人太孤单，想回去和孩子们住。两个星期后，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可以回去住，就意味着与家人不再音讯隔绝。邓小平十分高兴，偷偷地给老伴递了这张纸条。这是邓小平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境遇沉浮中，家庭的温暖支撑着邓小平度过了人生的低潮。
与子女：“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
“文革”期间，即使一家人天各一方，甚至下落不明，邓小平也没给子女写过家书，以至于他们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鲜为人知的是，邓小平写过十多封为子女求助的信。
最令邓小平牵挂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为此他写了好几封信。“文革”初，邓朴方被造反派迫害致残，此后一直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邓小平十分担心，他写信请求中央能让自己照顾儿子，说：“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1971年2月3日的信）此时邓小平已接近70高龄，卓琳也快60岁了，照顾一个瘫痪的儿子其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仍然坚定地请求“把邓朴方送来南昌”。
当年邓小平写下这些信，子女们并不知情。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出了部分信件，邓朴方才第一次看到真迹，他久久停留在信件前没有离开。后来他充满深情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与孙辈：“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
邓小平曾说过：“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平日里邓小平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辈们在一起，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爱孩子，却从不娇纵孩子，邓小平常常带着小孩去游泳、散步，勉励他们锻炼好身体，并激励他们掌握知识，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有人说，1993年初邓小平给晚辈写了一封信。实际上，这是一次谈话。那天，邓小平把孙子孙女们聚在一起，边聊边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在这次谈话里，邓小平告诫晚辈们：“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到实践中锻炼、为国家作贡献，这样的叮嘱，是老人对子孙最实在的期待。（摘编自3月27日《学习时报》 王达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