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重庆大学的师生与西迁来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师生们所历经的烽火岁月，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一大奇观。从他们中走出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闵恩泽，“两弹一星”功勋朱光亚、任新民、黄纬禄，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
两校合作：
成为中国教育事业高地
国立中央大学于1937年10月西迁入渝，“借住”重庆大学。“当时，重庆大学拿出沙坪坝松林坡约200亩土地，供中央大学建校舍。”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凌晓明告诉记者，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两大名校携手办学，构筑了当时中国教育事业的一块高地。
这个时期，两校师资互聘、学分互认、资源共享。在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紧密合作下，两校教育和科研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抗战时期在重庆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执教与求学的师生中，几十年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数有100多位。
当时，中央大学化学实验室研究出飞机用的油漆和喷漆技术，物理学家们发明了制造氧化铜整流器的方法，同时研究出用钨钢制造永久磁铁的方法。
重庆大学由现代著名无线电通信专家、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冯简主持建设了我国第一座35千瓦短波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是盟军在远东唯一可利用的短波电台。当时在重庆的外国记者都利用这个电台转播、发稿。据史料记载，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是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全国及世界各地宣布的。
日军轰炸：
吓不倒英勇顽强的重大师生
重庆大学工学院在1939年9月、1940年5月和7月先后遭到日军3次轰炸，死伤师生250余人。惨烈的大轰炸中，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师生们没有放弃教学科研。正如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当年所说：“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当年跟随中央大学附中来到重庆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召回忆：“遇到敌机轰炸时，我就和同学们一起躲进防空洞里坚持学习。”为了防轰炸，师生们还自己动手挖防空洞，建地下实验室，每逢空袭就躲到防空洞里学习。此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也都曾在重大的防空洞里读书学习。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随中央地质研究所迁来重大时，就住在重大工学院的地下室里。当时，他任重庆大学教授，并在重庆大学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石油专业。
1941年，著名画家张书旂创作的《和平的信使》（又称《百鸽图》）被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份厚礼赠送给美国政府，祝贺罗斯福总统三次连任美国总统，这是进入白宫的第一幅中国画。“这幅画作是张书旂在重庆大学的防空洞里创作完成的。”凌晓明介绍说。
抗战礼堂：
周恩来等名人前来演讲
抗战时期的重庆大学，不仅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殿堂，还是宣传抗战民主思想和主张的重要场所。而七七抗战大礼堂正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
七七抗战大礼堂由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于1938年主持修建，周恩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黄炎培、陶行知、邹韬奋等人都曾来此发表过精彩演讲。
“抗日战争第一期是敌进我退；第二期是相持阶段，准备反攻；第三期是我进敌退，反攻阶段。”1938年12月下旬，受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的邀请，周恩来来到七七抗战大礼堂，发表了题为《第二期抗战形势》的演讲。他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论点。周恩来精辟的演讲，在民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年重大校友冯三义听完周恩来的演讲后激动地说：“周先生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演讲从头到尾抓住了我的心，让人信服。”
“那天虽然是个星期天，但是前来听演讲的人数达3000多人，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除中大、重大师生外，还有许多工人和其他学校的青年。”凌晓明说，抗战时期，重庆的电力时常供应不足，当时礼堂内的灯光显得有些昏暗。“但是，周恩来的精彩演讲却像黎明前的曙光，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使大家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