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资料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作为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有人称他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激动地对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说：“世界上哪有不抵抗将军呢？真是莫大的讽刺，这比挖我祖坟还厉害。”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两封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后，写给其部下何柱国的亲笔信，我们从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以及事变之后的心路历程。
笔喷怒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作为东北军的首领张学良，有人称他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激动地对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说：“世界上哪有不抵抗将军呢？真是莫大的讽刺，这比挖我祖坟还厉害。”10月9日，张学良用“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公用信笺”提笔给他的东北军下属，时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将军写下了一封信。
张学良给何柱国写这封信时，时局正处在宁、粤两地国民党的对峙事件后。1931年初，蒋介石想凭借军事力量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却遭到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蒋介石便软禁胡汉民在南京汤山，国民党中的广东籍军政要员对此强烈不满，因此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9月初，广州方面下达了出师讨蒋的总动员令，一场国内大战一触即发，恰在此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在全国舆论的重压之下，局势发生了转机，宁、粤双方决定在上海和谈，和谈的时间为1931年10月、11月，这个时间也正是日军大肆侵占东北的时候。此时此刻，张学良心情极不平静，他内心既沉痛又很激动，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就是期盼各方力量联合抗日。他对何柱国说：“因现在我们已半亡国军人，所服任务，恐兄去旅中乏人照料，而山海关又甚关重要，非兄，乏人可胜此大任也。”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抗日还是充满信心的，所以在信中写道：“要确实团结，上下一心，外可以御强敌，内可以除卖国贼。”写到此张学良非常激动，情不自禁痛骂卖国贼，他说：“真有不是人类者，确愿作李完用（朝鲜人，当时是卖国贼的代名词）第二。”他痛斥卖国贼“只求目前一点小利禄，言之不觉泪下。夫人必自恶，而后人恶之；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可叹！我生此时，亲眼看见卖国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辈肉，而方快。切盼我兄，训咱将卒，内忧外患纷来，此正男儿报国时也。敌国尚有可和之议，卖国奴非杀不可。弟书时心火上升，不修辞句，谅兄知我心矣，此信写了三天”。当时，张学良得知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唐绍仪要蒋介石下野，另组新政府时，越写越激动，他写道：“到这步天地，大家（大老）还不牺牲一切，一致对外，真伤（丧）心病狂。”张学良在信中两次提到“五衷如焚”，可见，他对失去东北的痛心疾首，以及对国人称他为“不抵抗将军”的痛苦。他说，这封信“我写得乱七八糟，阅完切要一焚，以免落人手，笑我也”。但不曾料想这封信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
宁、粤对峙平息以后，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很快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上。他借助军事力量统一了国民党各方力量，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蒋介石仍没有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动。据何柱国将军回忆说，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三次向蒋介石进谏抗日。特别是第三次12月7日下午，张学良又去西安华清池进行最后的进谏。此次两人争辩达两小时以上。
后来，张、杨发动兵谏，活捉了蒋介石，当时全国震动。张学良始终认为不论倒蒋抗日或拥蒋抗日，都必须联合共产党一致行动。12月15日，张学良就派出专机赴延安；16日，中共中央派出了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西安，最终取得了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形成了全国统一抗日的局面。毛泽东主席评价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对于事变的领导者，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中共一直怀着特殊的尊重与感激之情。”
笔写无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坚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送蒋前，张学良曾对他的部将说“人家是委员长，我不送他回去，叫人家怎么领导抗日，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可惜事与愿违，蒋介石睚眦必报，自此张学良被囚禁多年，杨虎城于1949年被国民党杀害。
张学良关押在南京之后，蒋介石迅速处置，1936年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判决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蒋介石一方面呈请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另一方面又下达了紧急指示，于1937年1月13日秘密把张学良迁到其家乡浙江奉化溪口，住在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内，直到11月9日招待所遭火烧为止，共在此居住了10个月。
1937年2月，张学良被囚禁奉化溪口期间，发生了“二·二”事件，这是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与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在营救张学良问题上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二·二”事件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分裂。东北军的裂变使他们失去了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砝码。
2月16日，何柱国到溪口与张学良交谈后，张学良得知王以哲被杀一事，非常悲愤，他含着泪说：“唉，真是伤我一条胳膊啊！”翌晨，他让何柱国带走两封信：一封给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并转全体东北军将士；另一封致旅居平津的东北人士。他对何柱国说，还是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指挥，团结力量准备抗日。
张学良之所以有通信“自由”，是因为蒋介石想利用张学良的威望来瓦解东北军，故需要张学良与外界保持来往通信，但是信件、物品等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连宋美龄给张学良的信件也不例外。在浙江省档案馆馆藏一封张学良在奉化雪窦山中国旅行社内写给何柱国的信，写信的时间是1937年2月27日，张学良写道：“……手书奉悉。各师长来谈，欣知一切顺利，我兄为力多矣。铭三、廷午昨已返京，委座查获东北军深且切，使人无可言，感弟山居如恒，近状静山当可相告也。”信中所提“铭三”系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廷午”系东北军将领王树常，两人曾抵达溪口访问张学良，与之商谈东北军调防善后问题，张学良心里悲苦，但是却无可奈何，为了稳定局势，团结抗日，只能说得知东北军善后调防顺利，两位将军已返京，何柱国出了很多力等客套话。但是信中一句“委座查获东北军深且切”，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查处（报复）很严厉。
同样，囚禁期间的张学良，与人面谈言语也是小心翼翼的。何柱国来时，张学良说：“事情已到这种地步，也只好照这方案办了。”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张学良写信给蒋介石要求让他抗日，表达了愿为国家和民族出力的决心，可是，蒋介石置之不理。张学良说：“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抗日战场上去同日本侵略者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