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关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史学界曾有许多猜测，其无法廓清的争论焦点是：张学良发动事变究竟是一时的冲动之举，还是有过艰难曲折的思想准备过程？中共在事变发生之前是否得到张学良的“通风报信”？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是否参与策划了这场事变？随着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与众多参与者的谢世，多年来众说纷纭的历史悬疑，似有必要加以澄清。
笔者以为，除了张学良身后解密的《杂忆随想漫录》之外，最能说明中共在西安事变前是否参与策划西安事变的证据，莫过于不久前解密的四封相关密信了。从目前解密的四封刘鼎给中央的密信中，不难看出张学良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历史性面晤以后的思想变化，以及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这其中，刘鼎在洛川化名“择生”发出的四封密信，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见证。
肤施会谈后，刘鼎最早发现张学良正在酝酿一个“不小的计划”
刘鼎，1903年出生在四川南溪。五四运动时期在四川参加学潮，1920年在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就读，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赴国外留学并结识进步人士孙炳文，不久在柏林担任留德青年团支部书记。1924年，刘鼎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他由德国转赴苏俄首都莫斯科的东方大学继续求学。1929年，刘鼎返回国内，奉派前往上海，在周恩来和陈赓领导的中央特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经党组织派遣由上海秘密前往西安。抵陕后，刘鼎多次在金家巷等处密晤张学良。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刘鼎也参加了这次会晤。
4月10日，肤施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等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中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准备随时充任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联系沟通的桥梁。刘鼎于4月下旬返回洛川后，具体负责中共中央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刘鼎在洛川张学良临时行辕期间，不断以密信的方式，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告知党中央。
4月26日，刘鼎回洛川的当晚，在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后，两人即进行一次彻夜长谈。周恩来给张的信中着重提到：“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珍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张学良和刘鼎的这次谈话，比肤施会谈前的多次谈话更为亲切，因在肤施天主教堂经张学良提议请刘鼎参加会谈时，周恩来竟能当场叫出刘鼎的名字。一位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赶来会晤张学良的要人，居然与刘鼎早就相识，从而改变了张学良与刘鼎初识时内心深处保留的戒意。刘鼎从瓦窑堡回洛川张学良的临时行辕后，受到了东北军的热烈欢迎。张学良亲切握住刘鼎的手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回来了，好哇，你不再是我们的客人，而是我的助手，真好啊，这要感谢周恩来。”
就在这次长谈的翌日，刘鼎给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即密信中所称的“浓可”）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即密信中的“伯父大人”）写了第一封密信。他在信中写道：
浓可并伯父大人钧鉴：
事情出乎意外，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子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
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工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开始用“爱□”“抗□”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
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其余有亲戚开店的事，当然也让他们开了。杨先生出门读书，限于时间，现在彼地还没有回信，此间亦正着急，没法快办。他只等我的信吧。
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我送给你吧，烟枪要你自己设法，等老头儿自己出一次，有希望要一根新的（晋货），老头儿也要这套家伙呢。一个即可，训练团两星期后开学，将公开以抗□为精神，大约办几届。二十九日，大老板将派人马来陕，老头儿将拒绝之。
我们家北头背后一个人家，长长短短地向别人讲出不少的我家家事，我们自己恐怕不知道，以后当心那边吧。
老头儿今日很兴奋，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到两件事要他先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如何训练这些个团；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成策划吧。
从刘鼎这封多用隐语写成、让人难以一眼看懂的信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与周恩来会晤后跃跃欲试的抗日激情。刘鼎在密信中以“老头子”为代号暗示张学良，以“我们家”来暗喻整个东北军。“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刘鼎的意思是，此前他和许多人一样，都关心张学良是否会有立竿见影的抗日行动，而刘鼎从瓦窑堡回到洛川以后，26日夜里与张学良的一席谈话，让他顿时感到振奋。因为张学良急于和中共联合并有一个“不小的计划”，在刘鼎看来这不仅是“事情出乎意外”，而且张学良即将实施的“计划”，至少在刘鼎看来是“一日千里”的剧变。
刘鼎称：“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并非指经济上的补济，而是指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彻夜长谈中所给予张学良的精神启迪和思想上的教诲。至于“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则是刘鼎的隐晦性比喻，暗指当时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宛若春天“茂茂的万物”一样。事实上，张学良也确在国内日益高涨的反蒋抗日呼声中，受到了心灵上的强烈震撼。从而才有张学良冒险赴上海，秘密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渴求与中共领导人面晤等一系列行动。
刘鼎在密信中所说“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只要把当时张学良在西北所处的政治环境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现实：蒋介石（即信中的“大老板”）对张学良在西北“剿匪”越来越不满意，而张氏在西安与中共人士的秘密接触，也有军统特务不时给南京的蒋介石打小报告，从而引起了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疑心与猜测。因而，蒋介石不断以电报向张学良“轰炸”，同时还以当面指责等方式加速了彼此的冲突，蒋、张两人的矛盾已趋白热化。刘鼎称蒋氏在张学良面前“显恶”，也不为过也！
刘鼎信中说：“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其中“他家”，当然系指国民党南京政府。“大大小小的嘴巴”，无疑是那些与张学良素有恩怨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以及专在西安刺探张氏行踪的军统特务。也许正因为张学良身边有这些来自国民党上下的“厉害”“嘴巴”在“逼他”，才有张学良真诚投靠中共，并且自与周恩来密晤以来正在暗中积极酝酿一个日后可让世人震惊的“大计划”。
至于张学良的“计划”，刘鼎将它形象化地加以比喻，他称张氏的“计划”为“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刘鼎用一幢“房子”来暗喻国民党统治的中国，不可不称其奇妙。而他称张学良要把“靠他住的这边”的“大房屋的一角”完全拿过来，显然系指张学良要把陕北地区彻底变成民主抗日的阵营或根据地。说到“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当然是指东北军中的骨干分子，不要忘记那时张学良为了积蓄抗日的实力，正在距西安不远的地方——王曲，紧张地训练着东北军内部的精悍力量。毋庸置疑，刘鼎信中所言，已让中央看到了东北军正在走向抗日坦途的辉煌前景。
刘鼎信中还说：“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工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系指张学良为了实现他抗日救国、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夙愿，除秘密联合陕北的中共之外，还想去西安附近地区去做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思想工作，刘鼎把张学良将要去的甘肃等地，比喻为“邻近的各房本家”；“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应为张学良想联合的一些国民党实力派将领，如傅作义、马步芳等人；至于“严老老”，显然就是张学良极希望得到其支持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无疑了。
密信中，“他已开始用‘爱□’‘抗□’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等语，并没有任何费解之处，只是他有意把“抗日”的“日”字、“爱国”的“国”字空缺而已。张学良之所以对自己联共抗日的思想如此不加避讳，用刘鼎的话说，那是张随时准备“硬干”，并有和蒋介石“打一架”的思想准备了。应该说，刘鼎的信在当年4月下旬就已经预见到西安事变的发生了。只是那时的刘鼎尚不能明确了解张学良究竟会以何种形式实现他的“大计划”罢了。
刘鼎信中所说的“月斋伯”和“老牧师”，均为中央委托刘鼎回西安后所办事宜时涉及到的当事人的化名。刘鼎说：“亲戚开店的事”，应指中央在西安将要设立的秘密联络站。至于信中所说“杨先生出门读书”等语，系指中央授意刘鼎加紧联络的西北军主要将领杨虎城将军。所谓“出门读书”，只是托词，“彼地还没有回信”乃是刘鼎刚刚返回东北军的驻地洛川，尚未能与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限于时间”四字已能说明问题。“此间亦正着急，没法快办”说明刘鼎与中央当时的心情同样是非常迫切的。
“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刘鼎信中使用暗语交代的“大烟泡子”，应理解为当时党中央为军事需要急于通过东北军购买的大炮等重要军火。刘鼎从肤施回洛川后经与张学良商研，显然已经得到了张学良的首肯。所以这封密信寄出后不久，张学良果有行动，曾派员前往山西太原协助中共购买火炮等军事器械，这便是历史的明证。刘鼎信中所说的“烟枪”，应为当时较为先进的步枪。而张学良还同意给中共解决晋产的步枪数千支，这信中所说的“一支”，似应理解为一种枪械的种类。
刘鼎信中谈道：“我们家北头背后一个人家，长长短短地向别人讲出不少的我家家事，我们自己恐怕不知道，以后当心那边吧。”此语当指中国北部的苏联，当时的共产国际宣传机构，难免报道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的种种动态，而张学良和刘鼎的夜谈中，很可能张学良把他掌握的情况告诉了刘鼎，因为张学良当时所担心的是，自己在肤施与周恩来等秘密会晤的绝密消息，会不会也被苏联宣传机构获悉并当作宣传的资料，从而将其秘密联共抗日的机密暴露给蒋介石。刘鼎在此向中央提醒此事，意在传达张学良的某种担心。
“老头儿今日很兴奋，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到两件事要他先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成策划吧。”刘鼎4月27日给中央的密信，最重要的部分恰在此处，即：张学良对他与周恩来“上一次夜谈”十分满意。张希望与周恩来等人“顶好还要一夜”，也就是说，刘鼎代表张学良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渴望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秘密会晤的意向。而张则希望与周恩来继续会谈的问题有两个，其中重要的“彼此交接如何表演”。这句话翻译过来，应该是“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应该如何进行”。而张学良认为如果真正实现东北军和红军的联合，至少还需要他和周恩来再举行一次会晤才行。也就是说，当周恩来刚从肤施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不久，张学良就在迫切地希望与周有再一次会晤的念头了。如此高涨的抗日激情在东北军少帅的胸中奔涌，无疑就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发动前的真实心态。这种心态无疑决定了张学良在当年年底发动西安事变的必然性。
张学良主张“十一月”的“大活动”，让刘鼎感到“时间太危急了”
刘鼎作为中共中央派往东北军的唯一代表，他知道这一时期东北军内部的任何波动，都可能引起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为了让中央更加理解张学良，刘鼎在第一封密信发出两天后，在洛川再次通过秘密渠道寄出了第二封信。刘鼎说：
病是很重的，已经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枝节，陷入不浅。
这枝节之病，医生说可即到制止，彼前来诊知。
此间我当然要找到老头儿设法应付。一般来说，他总算有心望好，他一方面不愿意远在外边的子孙们抓的疲水的就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同时，他也不愿□□□□有皇地的生急。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做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先下他的毒手。
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
我已提出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为机警计，安得不有所准备以应付明日之遭遇吗？我提出姑且先以一月为期，一方面保持旧病状态，不使加剧；另一方面把一切后事之准备赶紧地先告一段落；如此，才进可以不畏一切，不进也可再作深切之筹备。彼不以为然，不过，唯一月之期，伊则尚未敢定，而加速一切动作已成议。
刘鼎信中所说“病是很重的”，应指当时东北军内部越来越紧张的政治形势。而称“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枝节，陷入不浅”，可以肯定刘鼎对西安军事的紧张形势已有所了解，并非来自于张学良，而“来人”很可能是东北军方面的中共地下党人。刘鼎所说的“枝节之病”并且“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甚至“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这种来自东北军中下层官兵的极端厌战情绪，已非张学良所能控制。所以刘鼎认为如果这种“枝节之病”不能早日医治，很可能会坏了大事。
面对东北军部分人的急躁厌战情绪，刘鼎准备“要找到老头儿设法应付”。他认为张学良对这种不安定的军内状况“总算有心望好”，这是因为张学良“不愿意远在外边的子孙们”，也就是因“九一八”事变逃亡关内的东北军旧部将士，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时候就盲目地杀回东北去。这就是刘鼎暗喻的“抓的疲水的就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因为他知道张学良当时“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更为重要的是，张学良“还要提防大老板先下他的毒手”。刘鼎的这封密信既向中央报告了东北军当时的形势，同时也分析了张学良在动荡的东北军中可能采取的应急手段。应该说刘鼎这封信是他长期观察和了解东北军后才作出的理智判断。
刘鼎说：“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应该说，这是张学良对中共的一次郑重表态，也是他和周恩来肤施会谈后对一个重要“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而张氏所谓的“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恰好与历史上将要发生的西安事变时间极相接近。不能不说刘鼎已经在事前获悉了张学良“要干就干到底”的“计划”！只是他当时还无法了解这一“计划”的内容。
刘鼎在第一封信中已经说明，他对张学良肤施会谈后的急剧变化感到是“一日千里”的速度，简直让他无法接受。这次张氏又提出“半年工夫”“大事可济”，刘鼎仍然感到“时间太危急了”。可是，张学良为什么忽然变得如此急切，想在西北图谋一个大“计划”呢？其中奥妙，刘鼎当时又如何能够得知？
本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晤中，双方达成的国共联合七项条件，张学良是准备伺机向蒋介石汇报的。张学良和周恩来当初的共识是，争取蒋介石共同抗日。张学良也曾表示：只要蒋介石不投降日本，他就不会背叛他。然而，后来的形势发展，肤施共识很难实现，特别是争取蒋介石放弃“剿共”，举国一致抗战的主张，实施起来让张学良一筹莫展。当张学良想把他和周恩来在肤施达成的七项条件向蒋面陈报告的时候，竟然发生了阴差阳错的变故。
据张学良回忆发动西安事变的经过时说：他在与周会晤后“曾去南京，思觅机会，惜属未得尽言。而因粤变，更致无缘陈请，迨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张学良本无暗中与中共私合并悍然捉蒋的初衷，他当时只想一件事，就是如何率东北军抵抗日本，以酬他杀回东北，一血前仇的夙愿。没有想到蒋介石非但听不进他的肺腑之言，反而把所有主张联共的将士，一概斥之为“为共匪张本”。正因为如此，才为当年西安事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有过“恋新又舍不得旧”的茫然徘徊
1936年5月1日，刘鼎在洛川接到肤施的来信后，当日又化名“择生”，写了一封密信，寄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在信中写道：
你三十日来信，关大五台事，顶糟了，看不明白。如果你不懂得大五台，双台何意，请问王先生，他同我约的名目，八月公开。
CSR有人说听不见，大概同大的一个毛病，也须得要他们麻烦一下，多搬运番吧。少坤不管他人事，大概另行找一找新闻而已，我想他数目，内可开开。
孙明哲的老弟（十八九岁），初中将毕业，想到我家来读书，我答应以或送到我家或送到孩子处（M）均可，你以为如何？
无生好像一个混蛋皇帝，被一个何凤□他的狗熊，他做了傀儡，何先生大出其风头，原来的一般文化学士大受其贬责，损失还不小。我看，他吃不开。他时常大吹牛，自称当部长、中委，事情弄僵了，他反而说反动的太多了。
刘鼎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多为暗语。所谓“大五台”和“双台”，均系东北军与中共新设电台代号。“王先生”，为时任中共中央机要机关的负责人王铮，刘鼎在肤施期间，曾就东北军设立秘密电台事，与王铮有过具体的商洽，并且商定所有电台呼号等，需要在当年8月才能使用。而“大五台”则为东北军的电台，当时为王以哲部所辖，中共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一般要通过“大五台”，然后再转张氏亲阅。至于信中所说的“CSR”，应为中共中央宣传机构和红军传媒的代称，“孙明哲的老弟”，应为东北军部将的子弟，希望投奔抗日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学校继续读书。至于信下面所说的事情，显然与张学良及东北军无关。
刘鼎发出这封信的翌日，又从洛川再次发出一封信，也是他在追随张学良返回西安之前给中央写的最后一封密信。刘鼎在这封信中说：
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是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现在已经变到这样，所谓舍不得旧，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她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一方面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不过她自己已经觉到了少许，恐事不由人愿。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欺骗”是痴人做梦，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徘徊是损失。
她……拟于（最）近的将来送我到省城她家中住。
我想她如此徘徊，究（竟）应如何应付，顶好找那算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不过她现在为了这矛盾连八字先生都有些难见，终于她是想算一算，这问题留后决吧。
将来我母亲见她时，以至于同居时，我想母亲也会喜欢她。她的好处还不止于某些人所言传而已。她并且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
刘鼎的第四封信仍像第一次写信时那样，语言多隐晦难懂。他仍然担心此信在传送途中发生意外的丢失，所以还是以家中人、家中事的书写方法，尽量把这封重要的情报信变成一封在外人眼里纯属私人的家书。这样刘鼎便将张学良故意写成了“她”。不过刘鼎报告的却是张学良让人忧虑的新变化。刘鼎回到洛川后的第一封信，是以欣喜的语气来描述肤施会晤后张氏恨不得马上高举抗日义旗的言行，然而事情仅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亢奋过后又出现了让刘鼎堪忧的徘徊。这就是此信中首次出现的“歧路”和张学良“恋新又舍不得旧”等语的来由。张氏“恋新”当然系指与中共的联合已初见成效；“舍不得旧”则是指张在决定自己作出惊天之举之后，无疑他将要面临和蒋介石分道扬镳的严峻现实。不过，张学良纵有一腔抗日的热血，但他毕竟和蒋介石是有着契兄契弟的前缘，轻易忘掉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鼎虽然承认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抗日这一原则问题上，思想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但是他仍然表示：“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刘鼎在密信中还分析了张的复杂心境，他认为张学良不会马上与蒋决裂的主因，是张学良“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这里所说的“钱财”，可理解为张氏想从南京索要到最后一笔东北军的军饷，以此来应付重大的军事嬗变。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张学良左右徘徊，既想联合中共一道高举抗战义旗，同时又难以马上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彻底决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张学良抗日主张屡遭蒋的无情拒绝后，他曾经作过种种消极的反抗。张学良在回忆事变前后的痛苦心路历程时说：“因而愤恨消极，思谋引退，为僚属所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辄抛弃他们。而我自心又念到国难家仇，如何图报？我遂请求，图将东北军调动，离开剿匪任务。又恳请派我随孔庸之为贺英使节，皆未蒙允准。彷徨午夜，不知如何是好。曾对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谈及此事，彼此为同情，劝我不可消极……”
尽管张学良仍然处于左右摇摆的彷徨状态，不过刘鼎坚定地认为：她（张学良）“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当年11月张学良很可能举事，此乃刘鼎回洛川见张后便有的直观判断，证明刘鼎当时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刘鼎据此向中央进一步分析张氏的思想轨迹，称张学良这样的行事方法是：“一方面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刘鼎信中所说的“欺骗”，当然系指张学良为了实现当年11月的“计划”，必须要和蒋介石及其在西安的党羽特务们虚与委蛇，否则东北军的政治动向将会引起南京的怀疑。
刘鼎非常清楚，张学良在西安秘密与共产党人士接触并多次驾机飞往洛川，早已引起西安军统特务的高度注意，蒋介石甚至还将特务检举东北军部将与中共有联系的信电，直接寄给张学良，逼他对此重大问题表态。所以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对张学良在重大政治抉择面前采取的左右摇摆措施表示忧虑，也在情理之中。刘鼎因此向中央汇报说：“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欺骗’是痴人做梦，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徘徊是损失。”
对于张学良一方面暗中和中共中央接触，并已建立起共同抗日的互信；另一方面又对蒋介石寄予许多不切实际的奢想，刘鼎把所有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间。这封密信的核心部分就是刘鼎自知很快就要离开洛川，他应该对张学良难以把握的思想状况对中央作一个提醒式的报告。那就是，希望周恩来（那算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李克农（瞎子——暗喻李克农戴着高度近视镜），“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而周恩来4月9日和张学良在肤施的一夜谈，时间毕竟过于短促了，就对张学良产生的影响而言，似乎在此关键时刻应进一步加强，最好的办法是再来一次肤施会谈。然而刘鼎的这一良好建议，终因种种原因致使周、张第二次会晤未能实现。
刘鼎在信中最后写道：“将来我母亲见她时，以至于同居时，我想母亲也会喜欢她。”刘鼎在这封密信中所说的“母亲”，系指毛泽东。张学良早在第一次与刘鼎在西安会面，以及后来张学良亲赴洛川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面时，都提到他想与毛泽东见面的意思。
刘鼎在密信的最后说：“她的好处还不止于某些人所言传而已。她并且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刘鼎以肯定的语气再次向中共中央评价了肤施会晤后的张学良，尽管他仍有某种让人担忧的徘徊，可是，张学良向往共产党、渴望与中共联合，以期共同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的思想主流是不容否定的。正因为刘鼎发现了张学良有“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等一系列与中国共产党人极为相近的思想理念，所以后来才有张学良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发生，尽管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张学良并没实现他入党的愿望，但是刘鼎所认为的“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无疑给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天主教堂的会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对张学良的兵谏并不知情是毋庸置疑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的右派人士和他们所控制的舆论，对张学良发出了种种不切实际的指责。有人攻击说张学良发动事变前曾与中共“商量过”，有人甚至说张学良上了共产党的当，等等。总之，这些毫无根据的猜测和非议，都不能掩盖和篡改历史的真实面目。张学良虽然早在事变前几个月就和周恩来有过历史性的肤施会晤，这次会晤也为张学良最终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从刘鼎发自洛川的四封密信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像张氏本人事过多年所称这次事变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事实正如刘鼎在密信中已经说清的一样，早在1936年4月张学良就已经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了，而且从刘鼎的信中还可得知，中共当时对张氏的这个“计划”虽然无法知其全部内容，也不可能知道张氏有兵谏蒋介石并扣押蒋介石的打算，不过从刘鼎信中可知这一“计划”的实施时间约在当年11月间。如果依张学良的愿望，周恩来与他的第二次会晤得以实现，那么，中共中央很可能早一些了解到刘鼎所称“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的内情，然而中共领导人与张学良的第二次会晤毕竟没有实现。所以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对张学良的兵谏并不知情是毋庸置疑的。
1989年春天，张学良在台湾会见华裔旅美学者唐德刚的时候，谈到了发动西安事变前是否与中共沟通一事，他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