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是陕甘宁边区自然灾害的频发期，据不完全统计，1939-1945年中，边区农田受灾面积达2553.7万亩，损失粮食123.3万石，受灾人口160万人次。
灾荒给边区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是居民逃亡严重。1941年旱灾中，环县洪德区有240家灾民无法生活，逃荒到曲子、庆阳、华池等地；1942年春荒中，盐池县百姓纷纷外逃。二是社会问题严重。一些地区发生灾区人民抢劫公粮、合作社、乡政府的严重事件。三是被政治土匪利用。1939年春环县发生严重旱灾，受国民党支持的政治土匪利用环县政府在征粮、征兵中存在的问题，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动叛乱，县北中共政权的4个区政府和14个乡政府被破坏。
中共为消弭灾荒带来的基层社会动荡，一方面加强政权建设，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解决民生问题。
建立健全边区的灾荒救助体系。1938年9月2日，边区政府成立赈济委员会，1940年3月，边区党委和政府决定：“为了加强赈济工作之领导及推行，各县应即组织赈济委员会……县委书记或县长为主任委员，切实负责领导与推动赈务之进行。”随之各县陆续成立赈济委员会，主要负责边区灾荒救助工作。
制定灾荒救助政策。1940年3月30日，中共和边区政府作出了《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1941年5月27日，边区民a政厅发布《关于赈济灾难民的指示信》等。文件要求“调查统计灾民难民及移民的数目，合理施放”；在调查统计好之后，“按人数多寡及需要救济的程度，分别给以适当的救济”；但“凡是急需赈济者，而当地群众又无法调剂者，应即时给以救济，无需死板的一定要待调查统计好再进行救济，就会失掉了救济的作用”。灾情调查“应发动群众参加这一运动，每一次要救济者，必须经过群众的讨论”；“要注意纠正过去一般化、平均分配的救济方式和干部的私情观念及营私舞弊等，真正是做到公平合理”。赈济必须使“受救济的贫苦人民得到实惠”，以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每次赈济完成后，应做详细的工作总结。
边区的赈济主要包括救济春荒、急赈、民间互济与调剂、允许民间借贷等多种方式。1940年发生春荒，为保证春耕生产，边区拨出现款40425元、小米880石对三边分区、关中分区、安塞、神府、延川、安定等进行赈济。1941年2月，因曲子、环县、神府、靖边发生饥荒，边区民政厅拨粮3470石，款7万元进行救济。动员富裕户拿出存粮救济周围的灾民。此外也允许民间借贷。
边区除了赈灾，还积极组织灾后重建，帮助灾民恢复生产。1941年6月，为帮助灾民进行生产，边区给三边、陇东、延安分别拨赈济款帮助灾民购买种子、农具。1943年9月，志丹等地区遭遇雹灾，灾情严重，志丹县政府召开政务会议，讨论救灾和重建办法。绥德县政府在雹灾后，采取对灾民酌减公粮、组织贫民移民南下开荒、发动家庭妇女纺花等措施恢复生产。
总体来看，抗战时期边区的荒政是积极和有效的，也反映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尤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和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边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封锁。边区不仅面临着经济困难，又遭受了两次大灾害，即1940年的大旱灾和1942年的大水灾，使边区进入抗战最困难时期。中共各级政府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态度，对灾民进行积极救助，使灾区人民能够平安度过灾期，灾后通过政府农贷和民间调剂等方式，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使边区经济社会建设保持了良好的态势。
（摘编自4月26日《光明日报》 温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