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基本遵循。梳理“党内政治生活”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有裨于理解并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列宁首创“党内生活”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理论虽没有提出过“党内政治生活”，但他们高度重视党的纲领建设，确立党内平等与民主原则，强调服从权威与加强集中，维护代表大会和党章权威等，这些主张和原则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深刻内涵和理论渊源。1902年9月，列宁在《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中谈到“建立党内报告制度”时，提出：“我们解决严重的冲突和意见分歧，实际上根本不是按照章程投票，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这我们谁不知道呢？我们大多数委员会近三四年的党内生活，就充满了这样的内部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次提出“党内生活”这一概念，针对的是如何处理党内矛盾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使用“党的生活”“党内生活”相关概念的应该是蔡和森。1926年初，蔡和森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应中共旅俄支部邀请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系统回顾总结中共一大到四大的历史及经验教训，文中多次谈到“党的政治生活”“党的生活”“党的内部生活”“党内的生活”等概念，但此时“党的政治生活”含义相对宽泛，不仅包括党内生活，还包括党的政治活动；而“党的生活”“党内生活”多在谈到党内问题时使用。
毛泽东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更加凸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特性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亲自起草会议决议，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等方面，批评和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第一次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论断，开启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新思路。同时，强调党要“理论联系实际，实行马克思主义”，要注重调查研究；要善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鉴于当时党内的状况，毛泽东着重强调政党的政治性，实现了由“党内生活”“党的生活”等向“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重要转变。之后，虽然没有提出“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概念，但“党内生活”“党的生活”等相关概念一直沿用，并且在长期革命实践探索中，党内生活的政治性一直被强调。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内涵不断丰富。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党的纪律，提炼出“四个服从”，用严格的纪律规范党内生活；特别是延安整风成为党的历史上最为全面、最为集中的党内政治生活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为克服长期游击战争形成的党内错误习惯，我们党陆续制定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件，规范党内政治生活。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生产建设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并提出“六条规定”，预防党和军队腐败。经过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探索实践，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初步形成。
十一届五中全会提出“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概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以及党的自身状况，党开始探索如何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
1956年党的八大突出强调党内斗争应当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作了进一步规范。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1980年2月，为解决“文革”期间党纪国法遭到践踏，导致党的纪律涣散，党的组织瘫痪，党内生活极端不正常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概念，从确定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等12个方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这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治党管党的一个创举。
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开始为期三年半的整党运动，在全党开展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基本任务的全面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有了进步，党内政治生态有了很大改进。
新时期以来，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指导下，党内规章不断创新，促进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12个方面着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党内政治生活”的概念和内涵得到进一步强化。
（摘编自3月27日《北京日报》）
